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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辛亥革命精神 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2012-04-11 21:25:36】 【作者:陶武先】 【来源: 四川政协报】 【阅读次】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2011年10月)

  陶武 先

 

 

  辛亥鼎革,今已百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不论哪一个党派团体,不论抱有哪一种信仰,不论居住在何地,都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旨在共同续写“振兴中华”的新篇章。人民政协是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都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牢牢坚持团结民主主题,感铭功烈,感悟启迪,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倍加努力、团结奋进。

 

  一

 

 

  百年前,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其影响震烁古今、功绩彪炳千秋,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破除专制,辛亥首功。晚清以降,无数仁人志士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懈探索,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旧式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自强改良运动,均不能“亟拯斯民于水火”,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具体地说是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根本的却是绵延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不撼动封建根基,不破除君主专制,就无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因不愿少数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以暴力革命废除君主专制是当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选择,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孙中山等革命先贤顺应历史大势,1894年就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历经十役,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终成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不仅赶走了皇帝而且终结了帝制,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开辟了新纪元,是社会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变化。尽管以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终成闹剧,“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肇基立新,辛亥首创。武昌起义后,17省代表齐聚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革新措施,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进行了改造中国的尝试。政治上,颁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成立内阁、参议院、法院,基本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开中国民主共和宪政之先河。经济上,设立实业部,颁行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发展农、工、商、矿各业,提倡垦殖事业,规划开发西北资源,“振兴实业”热潮由兹兴起,明显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产业工人队伍日益壮大,为以后的革命积蓄了力量。教育上,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确立新的教育宗旨,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强调师范教育和重视女子教育等主张,奠定了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这些探索,力图贯彻“三民主义”纲领,在推进现代化上迈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为后续的现代化推进奠定了基础。

 

  振兴中华,辛亥首启。孙中山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的严重民族危机,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它升华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存亡续绝的紧迫感使命感,既是辛亥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也是辛亥精神的灵魂和伟大所在。辛亥革命时期,“振兴中华”表现为赤诚爱国、矢志不渝、顽强奋斗,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和财政统一”的坚定信念;表现为“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表现为“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坚强意志;表现为放眼世界、敢为人先,“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恢弘气魄。以“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辛亥革命精神,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深深打动并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起抗争、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自此开启伟大复兴征程。

 

  社会改造,辛亥首兴。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牢牢钳制着人们的头脑,视封建帝王若神明,奉“三纲五常”为圭臬,思想滞阂不进,国民萎废麻木,社会暮气沉沉。辛亥革命冲决禁锢,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了根本性颠覆,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促进了社会改造和发展进步。至高无上的皇权被宣布为罪恶和黑暗,卑贱的“草民”被视为国家的主人,民间掀起办报办刊的热潮,猛烈批判“吃人”的封建宗法礼教,抨击“神化”,医治奴性,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们从“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从“忠君爱国”走向“革命救国”,“民主”取代“君主”,“共和”取代“专制”,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积极倡导“五族共和”、“各民族一律平等”,临时约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到“国族主义”的历史性进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初步形成。革除陈规陋习,荡涤污泥浊水,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倡女权、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倡导自由婚姻,社会风气、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为之一新,“自由尽是新风尚”,社会文明风尚蓬勃兴起。辛亥革命时期,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争鸣激荡,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辟了道路,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而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力量。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辛亥革命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虽然它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但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阶段主要任务,其探索实践启迪后人、昭示当今。

 

  领导变革离不开先进性政党。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代表了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成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中坚力量。但是,同盟会缺乏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没有真正找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的实现路径;革命党人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逐步丧失其进步性。皇权崩溃后,同盟会无力主导全局,致使“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历史表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要有一个先进性政党,并形成引领人民前进的“核心力量”。正如孙中山先生后来所深刻总结的“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

 

  引领变革离不开现代性思想。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风日炽,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想悉数登场、碰撞交锋,特别是经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思想大论战,民主共和、天赋人权等现代性思想渐成主流。然而,辛亥革命时期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党人欲“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深入彻底地展开思想启蒙。“心中的辫子”未能完全剪除,穿着时髦的西服而满脑子封建思想、装备机器的工厂却是衙门式管理等现象比比皆是,“尊孔读经”、“保皇复古”等封建余孽沉滓泛起。历史表明,革命可以建立一个新政权,但未必能够立荡旧观念、培植新思想、造就新国民。完成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思想转换,对封建思想延绵久远、封建传统因袭沉重的旧中国而言,至为艰巨、绝非朝夕。不彻底清算封建思想,就不可能确立现代观念,遑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

 

  保障变革离不开内生性制度。辛亥革命在手段上采用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方式,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在目标上效仿美国式政治构架,试图建设一个新国家。当时的政治精英甚至以“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的比喻,来阐释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必要性。南京临时政府把这种民主模式嫁接到传统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上,实现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的历史进步。遗憾的是,这种移植嫁接的制度建构,理想色彩相当浓厚,不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心理、法制环境和社会土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绞杀下,民国徒剩一块空招牌。历史表明,他国的制度可以复制,但其“土壤”无法移植,制度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只能立足本国本土特色长期演绎、变革而内生成长。“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结果只能是“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不得不乱”。

 

  推动变革离不开广泛性主体。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借助会党、新军等力量开展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多次武装起义,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首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主要原因。可是,无论是会党、新军还是士绅、留学生,依靠并发动群众严重不足,尤其是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相脱离,以致孤立无援、走向妥协。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任何变革都需要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孙中山晚年也意识到了联合民众的重要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掀起国民革命高潮,显示了广大民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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